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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語文第四單元演講辭11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課時作業新人教版必修2

第四單元演講辭

11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

高中語文第四單元演講辭11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課時作業新人教版必修2

一、課外閱讀

閱讀下面的文字,完成1~3題。

教授胡適

胡適的教授生涯始于北京大學。1917年初,《新青年》主編陳獨秀向北京大學新任校長蔡元培力薦胡適,同時動員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學習哲學的胡適回國任教。當時正在緊張寫作博士論文的胡適,還沒等博士學位到手便回國了,于當年9月10日到北大就任教授,這時他剛剛二十六周歲。

初到北大任教的胡適,在哲學系講授“中國古代哲學”。“中國哲學史”是北大的老課了,在胡適之前由陳漢章講授。陳從伏羲講起,講了一年才講到《尚書》的《洪范》篇。胡適授課卻不管以前的課業,他發給學生的《中國古代哲學講義》,一反前例。當時讀大一哲學系的顧頡剛回憶說,胡適一開頭就用《詩經》作時代的說明,丟開唐、虞、夏、商直接從周宣王以后講起。“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、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,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。”在他們學生眼里,這簡直就是一場“思想造反”,有幾個不安分的學生拉著讀大二文學系的傅斯年,策劃“扳倒”老師——將這個比他們大不了幾歲的年輕的留洋教授趕走。當時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,此前他就曾將教授《文心雕龍》的教授、章太炎的門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門外,他將朱的講義一夜讀完,勾出了三十多條錯誤,將了他一軍。校長蔡元培看了,只得將朱辭退,但傅斯年“鑒定”完胡適的課后,得出的結論是:“這個人書雖然讀的不多,但他走的這條路是對的。你們不能鬧。”就這樣,這件事才得以平息。第二學期,北大恰好也有一門“中國哲學史”的課,由一位老教授任課,當時馮友蘭正在哲學系讀三年級,據馮友蘭回憶,某次課上,這位老教授手里揮舞著胡適的講義,冷嘲熱諷地對學生說:“我說胡適不通,果然就是不通,只看他的講義的名稱,就知道他不通。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,說中國哲學史大綱,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了嗎?”好在胡適在學生那里基本站穩了腳跟,加之有校長蔡元培的鼎力相助,他在北大的教授位子也就此坐穩了。

除了在北大任教,胡適還先后擔任多所大學的兼職教授,并長期兼任教育部講習所兼職講習,至于胡適在國內外大學的演講、講學,那就難以計數了。

胡適課講得好,這在所有聽過他課的學生那里,基本上是公認的。1917年考入預科的田炯錦回憶說:“諸師長中,我最喜歡聽胡先生的課,他不但有許多新穎的見解,而且擅長
表達。”曾就讀于北大的朱海濤回憶說:“適之先生在校中開的課——中國文學史是一門極叫座的課。他講《詩經》,講諸子,講《楚辭》,講漢晉古詩,都用現代的話來說明,逸趣橫生,常常弄到哄堂大笑。”

胡適課講得好,這在所有聽過他課的學生那里,基本上是公認的。1917年考入預科的田炯錦回憶說:“諸師長中,我最喜歡聽胡先生的課,他不但有許多新穎的見解,而且擅長表達。”曾就讀于北大的朱海濤回憶說:“適之先生在校中開的課——中國文學史是一門極叫座的課。他講《詩經》,講諸子,講《楚辭》,講漢晉古詩,都用現代的話來說明,逸趣橫生,常常弄到哄堂大笑。”

胡適講的課,內容大多比較新穎,他特別注重運用他那套所謂“科學的方法”,尤其是杜威的實驗主義方法,來分析和解釋中國的典籍,有斷制,新見迭出。在教學方法上,胡適推崇研究性教學,在教學中“往往把我不能解決的問題做題目,叫同學來研究”。胡適說自己并不喜歡上大課,而更喜歡上小型的研討課,因為“班次太大,不能大家互相討論研究”。

胡適的日記、筆記中也多有對學生學習情況的記載和分析。1931年8月28日閱完“中古思想史”試卷后,對75位學生按分數排隊,排出“皆有希望成才”“尚有幾分希望”“中人之資”“絕無希望”的,甚至還依次“卜其人的終身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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